上诉庭说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辩称个人银行户口的4200万令吉，是来自于沙地阿拉伯王室，犹如阿拉伯的民间故事《天方夜谭》。
上诉庭三司在驳回纳吉就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洗钱案提出的上诉的完整判词中说，
沙地王室捐款的故事无公信力，没有证据显示4200万令吉的来源，或可能源自于沙地王室，也没有任何合理理据。
“这故事甚至超越了《天方夜谭》，不仅缺乏公信力，还被书面证据反驳和驳斥。”
此外，上诉庭三司说，法庭必须根据所引述的证据，而非前总检察长或反贪会前主席的意见，解释及决定控状是否毫无疑点。
判词说，上诉者人仰赖第14名辩方证人前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及第17名辩方证人反贪会前主席丹斯里祖基菲里阿末的证词支持其论点，即自己不知道4200万令吉的来源，也依赖数则反贪会及阿班迪的声明，显示上诉人已被免除任何刑事罪行，以及上诉人目前面对的起诉是没有根据的。
“但根据阿班迪的解释，当时发出的声明是截至2016年1月26日的调查结果，而有关当局当时仍在展开进一步的调查。”
他们指出，反贪会志期2015年8月3日的文告说，调查显示，汇入上诉人账户的26亿令吉是捐款，非源自1MDB的款项，但文告也说明与SRC相关、涉及40亿令吉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。
“另一份志期2015年8月5日的文告说，已鉴定26亿令吉的款项源自中东，与1MDB无关，但反贪会也重申，针对SRC的调查正在进行，并由其内部特工队处理。”
“当阿班迪发表声明及祖基菲里提及反贪会的两份文告，认为上诉人没有涉及任何SRC及其资金的非法活动时，反贪会的调查仍在进行中，进一步向新证人及之前的潜在证人录取口供，因此尚未有定论指上诉人已被总检察长及反贪会免除任何犯罪行为。”
阿班迪言论是未成熟言论
上诉庭三司说，反贪会发出上述声明后，仍持续调查据称源自于沙地的款项，以鉴定汇入上诉人账户的26亿令吉是捐款，但赴沙地调查此事的反贪会官员未能以可受理的证据形式，从据称的捐款者中获得任何确认。
他们指出，阿班迪的文告不能豁免上诉人的任何刑事犯罪，也不能作为不正当起诉的证据。
“阿班迪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，是根据截至2016年1月26日的情况，而调查仍在进行中。因此，阿班迪当时的言论是尚未成熟的言论，不能阻止之后的总检察长，在收集额外证据后行使其提控权。”
法律上须了解账户交易
“不能装不知逃刑责”
上诉庭三司指出，法律上要求银行客户了解其账户中的银行活动。
他们说，银行账户运作方式的主要责任完全由账户持有者，即上诉人（纳吉）承担。
他们指出，上诉人不能假装对其账户中发生的事表现得一无所知，并将自己与授权者的行为保持距离。
“上诉人不能以对其银行账户中的交易一无所知为由，逃避刑事责任。”
他们说，在此上诉案中，上诉人知道资金进入其银行账户及其不诚实意图获得证据支持，即上诉人发出志期2014年12月24日的指示信予大马伊斯兰银行，以及有关资金汇入和使用的时间点。
纳吉曾授权聂法依沙管理其个人银行账户。
致信银行指示转账3200万
纳吉知悉SRC资金汇账户
上诉庭三司说，在上诉人起诉敦林良实诽谤案的宣誓书中，以及他致给大马伊斯兰银行，要求银行转账3200万令吉的信函，已表明上诉人事先就很清楚SRC公司的资金将进入他的账户。
他们指出，在针对林良实的民事诉讼中，上诉人承认，知悉一笔来自SRC公司的4200万令吉汇进他的银行账户，尽管他否认对该笔款项是通过两家中间公司GMSB及IPSB公司转移一事是知情。
上诉庭三司说，上诉人随后致给大马伊斯兰银行的信件，指示该银行从他的账户转账总额3200万令吉给Permai Binaraya私人有限公司和Putra Perdana Construction，有关资金在上诉人下放指示时尚未进入他的账户。
指对4200万故意视而不见
他们也说，上诉人故意视而不见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，以确定4200万令吉是否为非法活动的收益。
上诉庭三司说，根据洗黑钱法令第4（2）（b)）条文，上诉人是由犯罪意图的，因为上诉人没有进行任何调查。
“这就是法律所说的故意视而不见。”
他们说，控方第37名证人（Ihsan Perdana私人有限公司（IPSD）董事经理拿督三苏安华苏莱曼）和第49名证人（前一个大马人民基金（YR1M）首席执行员洪素玲）在2015年7月中旬已告知上诉人有关交易的真正性质，但上诉人继续维持坚决不要进行任何调查，或采取行动澄清或解决任何问题。
他们说，上诉人声称他对个人账户的交易、余额和资金来源是不知情的，但有充分证据反驳上诉人的主张。
他们说，在刘特佐与大马银行前客户经理余静萍的黑莓手机即时通讯软件（BBM）聊天记录中，提到刘特佐与上诉人之前的谈话。
“上诉人自己证实了这一事实。BBM讯息以及上诉人在意大利和夏威夷的信用卡消费也存在相关性。”
向银行查询账户余额供消费
他们说，上诉人承认BBM聊天记录显示刘特佐直接与上诉人沟通，并通过拿督阿兹林（时任纳吉首席机要秘书）就上诉人的银行余额进行沟通，以便上诉人根据账户可用余额估计自己可以花多少钱。
“上诉人还承认，阿兹林、聂法依沙和刘特佐的工作是确保他的银行账户有足够的资金，以确保他的支票兑现。”
他们说，尽管有这些证据，但上诉人供证时说，他只是在审讯期间，才得知刘特佐在他银行账户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他们认为，这些证据与上诉人的论点相反，上诉人主张，他从不知道使用这些银行账户5年内的余额，因为他委托授权人管理。
承认刘特佐确保账户资金足
“这显然是错误的，这与他自己在审讯中承认的完全不一致，他承认刘特佐负责确保他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。”
他们也说，4200万令吉来自SRC公司是无可辩驳的，大量证据显示SRC公司通过Gandingan Mentari公司和Ihsan Perdana私人有限公司进行资金流动。
“事实上，时任总检察长（阿班迪）在新闻发布会上手持的资金流向图，显示这些资金来自SRC公司。”
“纳吉刘特佐是好友”
没理由指被操纵
此外，上诉庭三司指出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根据上诉人本人的证词，上诉人与刘特佐，在2011年至2015年是好朋友。
“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两人之间有任何不和，因此没有理由说明上诉人为何被刘特佐操纵，以及出于什么目的。”
他们说，上诉人本人承认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，相反的，从存入他账户的资金中获得了数百万。
他们指出，证据显示，是上诉人，而且只有上诉人，而不是刘特佐，从4200万令吉的资金流动中受益。
“当整个证据被仔细审查时，说明了刘特佐的作用是确保上诉人的个人账户中，资金充足。”
“这就是在4200万令吉资金从SRC非法流入上诉人的个人账户所做的事情。”